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葛兆光评余英时的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

2017/1/22 20:35:55

拆了门槛便无内无外:在政治、思想与社会史之间

——葛兆光(读余英时先生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及相关评论)

在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中,朱熹从来都是一个中心人物,钱穆、陈荣捷、狄百瑞等前辈学者之外,刘述先、张立文、金春峰、陈来和束景南等当代学人也有相当精细的研究,从生平到交往,从思想到文献,几乎没有一处不被反复爬梳。在这些目光炯炯的学者密集爬梳之后,难道还能另辟蹊径,挖出什么新资料,提出什么新解释吗?可是,新近余英时先生出版的新著《朱熹的历史世界》,偏偏就“跳出三界外”,找到了在宋代政治史的脉络中重新解读朱熹的新思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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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得的是,余英时这部大著出版仅仅几个月,汉语学术界就已经有好几篇相当有分量的书评,仅仅我所寓目的,就有黄进兴在《读书》、刘述先在《九州学林》、陈来在《二十一世纪》、杨儒宾在《当代》发表的四篇。在学术社群越来越缺少共同话题,研究取向逐渐多元化的时代,应该说,能够成为汉语学界共同关注焦点的书并不太多。特别是,一部书在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就已经洛阳纸贵,成为议论中心的,就更是少之又少。今年初,这本书还没有问世,清华北大的研究生们已经不知从哪个网路上看到片断,并且很热烈地议论着,今年夏初我到香港时,则在《当代》杂志上看到了连载的《绪说》,也听到香港朋友相当不一致的评价,不过,我一直要到秋天到台湾大学任教时,才完整地读到了这部千余页的大书,这时,这部书才正式出版两三个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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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了一遍书,也看了几篇评论,听了一些议论,禁不住想对余著发表一些感想,也想顺便对评论提出一些评论。

一、政治史解读:回到历史场景的朱熹和理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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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理学家,朱熹在过去学界被关注的重点,往往是他对“心”、“性”、“理”、“气”的论述及建构新儒学的体系、他与佛教与其他杂学之间复杂的关系、他在鹅湖之会上和陆九渊的著名论争以及对后世“尊德性”与“道问学”风气的影响等等,这是通常理学史和哲学史的做法,无论是日本秋月胤继的《朱子研究》(1926)、友枝龙太郎的《朱子の思想形成》(1969),大陆张立文的《朱熹思想研究》(1981)、候外庐等人的《宋明理学史》上卷(1984)、陈来的《朱熹哲学研究》(1988),还是台湾刘述先《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》(1982),大体都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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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余英时所说,“在一般哲学史或理学史的论述中,我们通常只看到关于心、性、理、气等等观念的分析与解说”(上篇,22页)。

可是,余英时在这部大著中要讨论的,却不是这些形而上的问题,而是朱熹与宋代政治史之间的关系,他要把朱熹放回整个宋代的历史场景中去,所以他特别提醒读者,要注意到孝宗一朝微妙的政治变动,找出“遗失的环节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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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“遗失的环节”?让我们从皇帝讲起。就像古代正史要以“本纪”贯穿全书一样,古代中国的政治史里,皇帝处在中心位置,这当然是常识,可是常识却恰恰因为是“常识”而往往被忽略。余英时说,在过去的历史研究中,本来处于政治中心的皇帝变得好像是“一种配景存在于舞台之上,做功与唱功都是无份的”(上篇,21页),所以,他特别讨论了神宗在北宋的意义,指出由于缺少皇帝这一环,所以,即使在庆历时期,士大夫也“仅能鼓吹变法,却不能发动变法,只有皇帝才能发动变法,因为他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”,直到神宗和王安石的相遇,才“使两个原动力在‘千载一遇’的情况下合流了”(上篇,344页),于是有了北宋的变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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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这与朱熹有什么关系呢?大有关系,因为这就是“朱熹的历史世界”之一。

余英时用丰富的史料说明,在南宋理学家包括朱熹的期待视野中,南宋的孝宗与北宋的神宗有一种奇特的历史连带,因为孝宗不仅与神宗一样有改革之心,而且也确实准备引进理学家型的士大夫,因此他在第十章中专门讨论孝宗“晚年部署”,即引用周必大、留正和赵汝愚三相的历史与意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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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说,这一论证相当有力,毕竟在古代中国,皇帝是权力中心,他的一举一动一语一默,比任何人的影响都大,很可能引起政坛的异动,而本书的中心人物朱熹,也就是在这样一个“历史世界”中登场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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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熹在《孝宗皇帝挽歌词》中所说的“乾坤归独运,日月要重光”并没有成为现实,不过,那四十天却让朱熹一生都有“仰孤恩遇,无路补报”的感激。尽管孝宗的改革设想方案最终失败,而且实施也仅仅是一年时间,但是,孝宗引进理学型士大夫、孝宗对于改革的急切和紧张,却使得朱熹等一批理学型士人产生了像王安石一样“得君行道”的愿望,这使得从北宋以来士大夫让皇帝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政治想象越发高涨,“宋代不但是‘士’最能自由舒展的时代,而且也是儒家的理想和价值在历史上发挥了实际影响的时代”(上篇,390页)。但正是这种理想,使得他们与官僚型士大夫发生了尖锐的冲突,终于,这一理想因为孝宗内禅于光宗,原动力消失而灰飞烟灭。不过,余英时发 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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