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东平教育 谈中国教育的几个问题——教育学者杨东平谈教育

2017/5/28 19:24:13

    中国的教育,我个人的看法,最近几年是发展最好的时期。但是,在老百姓的感受中,却是最负面的,成了“众矢之的”。据有关统计,在价格投诉中,教育是仅次于医疗和房地产的。

杨东平教育 谈中国教育的几个问题——教育学者杨东平谈教育

    基础教育:改变“应试教育”

    从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起,希望通过教育实现富国强兵———这可以叫做百年中国“教育救国梦”。这个梦,我们今天仍然在做着。    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教育的问题主要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,叫做“片面追求升学率”;到了九十年代,终于发现了问题的实质,原来是搞的“应试教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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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产生应试教育的原因,有以下三点:     首先是对义务教育基本原则的违背。

集中表现在教育行政部门“制造差距,扶助重点”。在客观上,形成了教育利益集团。其实,差距是客观存在的,问题的关键是教育行政部门是在缩小还是增大这种差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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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二是愈演愈烈的择校热、奥校热。各种学校都纷纷举办难度非常高的奥数班,甚至连学龄前的小孩子都上这班那班。

     三是出口不畅———高等教育是个“瓶颈”。现在,15%的大学毛入学率,是扩招前大约3%的5倍。全国的高考升学率,已经提升到60%以上了,北京、上海甚至在到了70%以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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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从整体上看“供求关系”的矛盾、优质高教资源的短缺,使应试教育的局面难有根本改观。     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:首先是教育中人文价值的阙如。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、对现下功利性的无限追求、教育整体上的强烈的功利主义,都是这种后果的表现。其次是教育质量整体的低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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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农村教育:被忽视的“角落”

    有两句话,叫做“基础教育不基础,义务教育不义务”。     第一句是说基础教育讲解的知识,偏深偏难。中国小学生,即使是学习成绩差的,到了日本、美国,都是成绩非常好的,因为同样年级甚至高年级的知识他都学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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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第二句,义务教育不义务。“义务教育”中的“义务”,首先和主要的是国家的义务。

其含义,一是强制的———作为公民,必须接受这些教育;二是免费的———既然你强制他必须接受教育,就应该免费。而不是首先是公民的义务,更不能从这里去谋利。必须想办法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,实现义务教育的完全、真正免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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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农村教育问题,还不完全是钱的问题:一是辍学和生源流失。教育部公布的数字是,全国平均失学率3%左右。据我们的一项实证调查,在农村,比较严重的失学情况是10%~20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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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农村出现新的“读书无用论”。不少批评者把“板子”打到家长和学生身上,这是不公平的,这是教育自身的问题造成的:现行的教育,不适应学生和农村的实际———过深过难的教学内容,学生不能感到学习的乐趣;科目的设置,比如初中后计算机和英语口语的要求,在农村难以实现;升入初中后,不少学生门门功课不及格,马上就会被淘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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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教育向农村提供了一种无用的东西:学生升不上大学,学了10多年的东西,一点儿用都没有。

无用的教育导致了教育无用论,是教育内部、教育自身的问题导致了学生的辍学和流失。 我认为,中国农村教育应该承担起“三重使命”:为升学的教育———这是许多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道;为城市化的教育;为农村的教育———即使到了2040年,中国实现50%的城市化程度,到那时15~16亿的人口中还将有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,他们不能被教育抛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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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点我们都应有充分的认识。

    民办教育:春天还没到

    有这样一组数字。民办学校在校生的比重,2002年小学是1.83%,普通中学是0.9%,职业中学是1.25%,颁发文凭的民办高校是2.2%。民办教育所占的比重是非常之低的。

     我认为,限制民办教育发展的,首先是法律的“瓶颈”。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是一个“突破”。在这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12月通过的法律中,对民办教育由“限制”“管理”“控制”改变为“大力扶植”,并“可以获取合理回报”。

“瓶颈”在于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(草案)》———该《实施条例(草案)》回到了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制定、颁布之前的观念。

本应与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同时于2003年9月1日实施的,但是至今还没实施。不少民办教育家认为它与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不一致。     这里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:民办学校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护。

民办学校的私人投资,在目前是没有任何法律保护的。我的看法,这是比追求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的平等法律地位还要迫切的事情。我们是“穷国办大教育”,“政府无力办,民间无‘法’办”的状况必须改变。

     关于“教育产业化”,我认为,不必囿于言辞之辩。赞成者和反对者有一个重要的共识是:教育是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的。这就足够了。国家必须改变传统的办教育的模式,最大限度地吸收社会资金,使之成为全民可以参与的事业。思路是两个“放”:一个是解放,思想的和观念的;一个是开放,不是对外的,而是对民间的、对社会资本的。

    抉择:效率还是公平?

    教育的价值,不在于它培养出了多少杰出人物,而在于它是否使每个人都受到了他所能受到的、充分的教育。我们的教育理念却是与此相反的。对一个国家的教育来说,国民素质整体上的提高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和价值所在。

     “效率优先,兼顾公平”的口号,先是在分配制度改革上,后来成为整个经济领域都使用的口号,直到最后被未加考虑、不加论证地引入教育和更多的领域,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的口号。

我认为,这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。     多年来在教育上一直奉行的国家功利主义、精英主义的教育,重视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、重视理工教育轻视人文教育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统计数据说,文科大学生只占8%左右的比例,而世界上的一般情况是:文科大学生通常占30%~40%的比例。     关于大学,关于专才和通才,清华的梅贻琦校长曾经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:“大学之道,在于亲民,”“通识为本,专识为末。

”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呢,就说“专家”吧,甚至被人讥为“专门害人家”。     教育公平方面有些基本差别:城乡的,地区(区域)的,层次的,性别的,等。

这些差别是客观存在的,无视这些差别,只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是办不成事情的。我们应该警惕的是,教育中缺乏公平维度的考虑将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

    教育改革:以制度为中心

   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领域的改革,我认为,那种以学校“创收”的数额和能力为目标的改革是“财政视角”的改革。这种改革不但无助于教育领域问题的解决,反而会生出新的问题来。

现在已经转入到了教育的自身和内部,须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改革:改变教育行政化、官员化的现状,恢复教育多元化、社会化的本来面目和自下而上的生长活力,以及恢复教育的基本价值,例如学术自由、儿童中心,等等。     要恢复教育的民主性和公共性。

首要的是建立教育经费的财政独立,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教育的投入。要改变当下的教育投入方式,那种靠谈判,靠教育行政部门与财政部门讨价还价争取教育经费的做法不改变,教育的民主性和公共性就难以实现。这对教育是没有好处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