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的是美好的杨东平 杨东平:中国中小学间的竞争是全世界最激烈的

2017/5/28 19:30:33

杨东平:难以流动是因为经济差别太大,经济差别太大就是因为不流动,所以归根结底首先要取消重点学校制度,我们现在很多做法,重点学校制度尽管已经宣布取消了,但是我们还是造成巨大的学校差距。     王晋堂:真正的取消是在均衡之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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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东平:最近有一个提法,为什么择校那么难?条子生的问题,还有共建生,共建生也是一种变相的特权。

程方平:而且有些地方就是明目张胆、肆无忌惮的来做了,比如在他的官员所在地,这个学校就要硬件、教师都是肆无忌惮的去这么配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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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东平:重点学校成为这些官员的近水楼台。

王晋堂:有些重点学校在招生规则上曾经公开贴出来,县政府什么什么级别的孩子才能要,后来没办法有舆论压力,撤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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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方平: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过程,逐渐大家有这样一种公平的意识。

杨东平:王老师介绍一下共建生是怎么回事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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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晋堂:如果刚才你说条子生,我给你一个条子,你的孩子、我的孩子,个人行为。共建是部门的问题,比如给你一个条子,好了,从此我这个部委的孩子都上你那儿,但是不白做,你那儿缺什么,缺电脑,好了,给你,都是用国家的钱,用国家的钱、用纳税人的钱给单位的孩子做了贡献,然后还把他的孩子解决了。北京市这样的共建有400来个,共建不除遏制择校就是一句空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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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条子,集体条子,那个单位一看这是好路子,又跟另外一个单位挂上了,于是整个的教育公平就荡然无存,社会公平就完全被破坏殆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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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东平:这个问题刚刚提出来,还没有质疑。

王晋堂:政府已经知道了,但是没有办法办,一看这些单位碰不起。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而且得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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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尤其是校长反对,为什么反对?不能够使优质资源稀释,也不能够劫富杀贫。

程方平:这么多年大家都在提,政府办的学校为什么搞这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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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晋堂:只是政府收益,政府的孩子它的问题都解决了,所以要保护这个制度。

程方平:政府过多的关注他的职工,还是关注所有的人,这是很大的差别。比如有的国家,他的公立学校是保证公平的,私立把有特殊服务,有更因材施教的东西放在那里,这样政府的投入就非常清楚了,而私立学校是有钱的,比如他还会带他的那份人头费去私立学校,其实教育券很多国家是隐形的,通过人头费拨付也是教育券。在公立学校系统制造这么大的差别,作为我个人来讲一直不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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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东平:这就是从50年代初开始重点学校制度,当时这个概念是很明确的,就是基础教育中小学校形成一个小高塔,就是为上级学校输送优秀人才,这个是直接为当时的实现工业化战略服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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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方平:就是精英教育的一个模式,这个在当时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,有一定的历史原因。

杨东平: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
王晋堂:但是50年代重点学校不像今天办的这么邪乎,另外50年代也是不赞成特权的,毛泽东很关注这个问题,明确指示干部子弟学校要取消,后来真取消了,后来文革时期,那是真正就近入学了,所以有些重点校后来一恢复高考,马上就下去了,升学率还不如旁边的普通校。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?说明你那个升学率是你的生源给你带来的,由于保证了最好的学生到了你学校,所以你的升学上去了。

杨东平:讲到重点校的历史,讲到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,有很多问题是特别值得反思的。刚刚讲到,在50年代刚刚建国之初,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,集中精力办一批好学校,快速的培养精英人才,有一点历史的理性。但是问题在于1978年以后,改革开放的新时期,再次恢复了50年代的模式,实际上在新的起点上没有做出一个面向未来变革的选择,而重新采取回到50年代的老路,所以80年代以后的应试教育、片面追求升学率开始了。

程方平:我觉得在90年代初,大家在讨论市场经济的时候,过多的对产业的关注,其实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,就是一个制度的出台要符合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,保证一个公平。市场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这个,但是我们反而会拉大差别,而且我们过去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这个社会主义是保证什么的?就是保证市场经济的,而市场经济是保证多元化的,但是我们在教育方面一直没有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。

再有,加大差别,不光是受教育者的问题,教育者的问题也比较大,我们过去在调查当中发现,有一些薄弱校的老师,教育的水平比较高,而且应付各种变化的应变能力也比较高,他们到重点学校讲课,重点学校的学生说没有想到薄弱学校的老师还有这样的水平,但是这些老师在薄弱学校里面进修、提高、评职称的,特级教师有几个出自普通学校的,几乎没有。

王晋堂:进职、评级、评优上,因为所谓重点校体制,是一切向那儿倾斜,因为我的孩子给了你,所以我就一切保证你,你把我的孩子弄好了,然后政策上、所有优惠上便宜都给了你。

程方平:所以你想,重点学校就跟精英教育,精英教育保证15%到20%人的利益,保证他们受良好教育,但是80%的,甚至80%以上的学校,这样的教师,这样的学生,我们就在今天这种形势下就要改变了。我们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一些薄弱学校的教师,我们发现很多教师很有潜力,但是在心理上就有很大的压力,这样的学校物质条件也有限,老师的自信心再受到影响,这个均衡是很难实现的。

杨东平:我觉得当前教育的关注点越来越多的转移到教师身上,教师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,因为硬件资源改善上已经经历了这个阶段,硬件资源尤其在城市差别不是很大。

王晋堂:真正做到均衡并不是非常难的事,去年12月份到深圳罗湖区,在那儿待了五天,我了解了一个普通学校的情况,在那个区里有两个重点校,招生都是很有压力的,那个学校办的不错,办的不错的原因一个是政府投入,硬件都是一流的,第二,在给教师的工资上,是北京市的两倍,第三,校长不需要创收,就是工资这么高不是校长抓出来的,是政府投入的,这个太重要了。

现在我们这儿是校长要创收。我在那个学校听了14节课,参加了他们的家长会,参加了他们的班会,接触了学生、接触了老师,我就感觉到,学生背着书包上学兴致勃勃的,孩子上学有劲头,老师教起来也有干头,为什么呢?因为他那儿划片就近入学,校长说尽管说我们旁边有重点学校,从我们这儿弄走一部分好学,但是不都弄走我们就有希望了,所以学校办学了就有奔头了。

家长说,家长有盼头,对这所学校可以信任。北京市的经济不比深圳差,如果要做,政府加大投入,老师的工资也起来了,就会把学校办的很好了。而且那个校长是流动的,我去的时候那个校长刚刚从外面调过来。

杨东平:我去了成都,他们学校的均衡化做的也很好,他们也是通过建立校长评级制建立校长的流动,小学校长先给你评级,1到8级,1级校长年薪12万,不管到哪个学校都是这个价格,就可以流动了,就不需要只在这个学校,到农村学校去还有津贴,这些流动可以通过制度性的办法加以解决。

王晋堂:80年代末北京市刚开始搞教师职称评定的时候,就搞了这招,你可上可下在那个檐上,如果你上普通校就给你,如果你在重点校就等等吧。

杨东平:利益向农村学校倾斜。

程方平:包括评价,比如你一直在城里一个好的学校,跟你到底下去,就风险更多了,最后你的评价就要有一定的倾斜,比如一个薄弱校,考试分数涨一点,学校的质量涨一点,你就应该肯定他,你不能拿重点学校的标准来对待普通学校,那普通学校永远翻不了身。